陈传席，江苏徐州人，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组织中国美术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全国第一次36家博物馆（院）明清绘画联展。已指导十六个国家的留学生和高级进修生，同时教授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姓名列入国内外各类艺术辞典以及各类名人录之中。

　　陈传席教授通古文、外文、文学史、思想史、佛教史、经济史、中国史、哲学史，并从事过科学技术研究多年，现治中国艺术史和人文史，已出版学术著作40多部，研究深刻、准确，富有新意。其著作《六朝画论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居领先地位，有大陆版和台湾版三种，一版再版,广被国内外研究六朝美术史的学者引用，引起重大反响。他的专著《中国山水画史》是国内外第一部专门研究山水画史的专著，首开中国分科画史的先例。此书已第九版,并译为韩语在韩国出版。据美术界权威刊物《美术》1990年10期公布：陈传席的美术史论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

　　1996年2月21日《书法导报》头版头条报道：“陈传席先生是国内外美术理论界公认研究能力和深度分值最高的一位艺术理论家。”在《文物》、《美术》、《美术研究》、《美术史论》、《美术观察》、《新美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上发表学术性论文有600余篇，并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他的散文作品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大系》，散文集《悔晚斋臆语》由中华书局再版。 陈传席教授史论兼备，旁涉文学诗词，在书画造诣上亦是超尘脱俗，自成一家。他曾在莫斯科举办个人画展，前苏联画报作过专题报导云：“中国现代有三派，现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画靠得太近，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陈传席的画宁静含蕴有诗意，格调高古，超迈绝伦，是当代最高的文人画。” ，绘画作品被收入《中国绘画年鉴》。

　　现有《中国山水画史》（已9版）、《中国绘画美学史》（上、下）、《陈传席文集》（九卷），《画坛点将录——评现代名家与大家》，《陈传席画集》等行世。

　　文有文脉，画有画脉。但文脉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来说是灵魂，是国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画不是。从大的方面讲“文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画可能是不朽之事，但不是经国之大业。思想、学术、历史可以通过文永久、准确、完整地传播下去，用画来传播其效果就微乎其微了。自从文字产生以来，各种学说、思想及历史都是靠文字传流下来的，不可能靠画传流下来。

　　“半部《论语》治天下”。直到现在，我们都靠一种主义，一种理论或某种思想治理天下，这都是文脉的一部分，不可能靠画去治理天下。一篇文章可以治天下，一篇文章可以乱天下，“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就是靠一篇文章吹响的。画的功用不会有如此之大。有很多人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或走上了献身民族事业的大道，画的力量不会有这么大。

　　读书不独能改变人的气质，而且能养人的精神，长久读书(优秀的书、高雅的书)，人的心胸开阔，气质非凡。“腹有诗书气自华”，内在充实的是文雅之气，表现在外的“华”也绝不同于凡俗。画家画人物重在画出人物的内在气质，工人、农民、士兵、商人(奸商、儒商)、卖菜的、挑担的、文人学者、教授，各有各的内在气质，这气质正是内在蕴藏的外现。人们经常说“学者气质”而不说“画家气质”，也不说“作家气质”，更不说“农民气质”(其实各有各的气质)，就因为学者以读书为职业，读的书多了，这气质必然非同一般。作家、画家也必须读书，但较学者读书为少，气质也无法和学者相比。而且学者读的书非浅薄之物，多高深之理，义理融通，文精词妙，境界非凡，人的精神在读书中得到涵养，精神变了，气质也变了。孔子说：“古之学者也为己，今之学者也为人”。“为己”就是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改变自己，自己好了，为政自然公正有方，作文自然高雅有理，绘画自然格调不俗。

　　艺术是自我代表，绘画更是自我表现，你的气质不凡，格调高雅，学问精深，人品不俗，自然会在画面上有所表现，心手不可相欺。当然需要一定技巧，艺术的表现方式是技巧，没有技巧无法表现，有了技巧，表现了你自己，你没有学问，在画上怎能显示出学问；你没有不凡的气质，画面上怎能显示出不凡的气质。多读书，多为文，改变你的气质、精神，才能改变你的画。技巧是表现的手段，人才是主体。人的改变靠文，不能靠画，画的改变也靠文。

　　明李日华有一句名言：“大都古人不可及处，全在灵明洒脱，不挂一丝，而义理融通，备有万妙，断非尘襟俗韵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辈学问，当一意以充拓心胸为主。”正是这个道理。

　　中国历史上是文官治政的国度，唐人“以诗取士”，诗写得好才能中进士，才能做官。而西方一直是贵族和教会把持政权，贵族和教会需要艺术，全由匠人去创作，匠人的审美观决定艺术的品质。而中国的文官需要艺术，一方面以文人的审美左右艺术，一方面文人自己参与创造艺术。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文人画，而且其他画种和艺术也都借鉴中国画，文人画又以书法为基础，书法更是文人的专利和文人必备的基础。

　　文官治政，一切都要以文为基础。中医、园林、绘画等等，都有很强的文化性。画上要题诗，还属于文在画上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内涵。董其昌题画诗云：“一一毫端百卷书”，每一笔上都蕴藏有百卷书的基础，好的文人画上一笔一墨中都有百卷书、千卷万卷书的底子，否则不可称为文人画，也不会有文人画的内涵。明代的周臣曾指导过唐寅绘画，但后来画的名气赶不上唐寅。有人问他，老师不如学生，应作何感想。周臣回答：“但少唐生三千卷书耳。”周臣在绘画技法上可以作唐寅的老师，但画境和画的内涵都赶不上唐寅，还是读书少了。不读书，不学文，岂能作好画。

　　前面说过，文的功能大于画，孔子、庄子的思想，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的思想都是靠文传播，不可能靠画传播。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只可游之而已。儒家又认为艺术是“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焉”)，“小道”的作用赶不上“经国之大业”的文，但这个“小道”又必须建在“大道”的基础上，没有文的修养，文的内涵，这“小道”决不能成功。所以，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绘画又不是小道。

　　邓椿在《画继》中说“画者，文之极也”，又说：“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表示了他对文与画的关系之重视，画成为文的最高表现了。

　　前面说到文脉与画脉，文脉至为重要，但中国的画脉中又一直有文脉的内涵和基础。所以，画和文是不可分的。否则便是画匠之画，便是庸俗的画，格调不可能高。至于在画上题诗文，乃是文人画的另一形式。尚不在此论中。